我刚译出了美国拍摄师蕾切尔•萨斯曼（Rachel Sussman）所著的拍摄随笔集《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The Oldest Living Things in the World）。里边有一段文字，描绘作者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开车时遇到的紊乱局势，让我形象深入：

  ……摩托车从五湖四海呼啸而过；行人只需觉得适宜，能够随时随地穿越卡塔尼亚的大街；轿车朝着尽力想去的当地左钻右窜、横行无忌。大约每五条街才会有一个信号灯。我看到骑轻型摩托车的人安之若素地逾越一辆又一辆轿车，乃至跳过黄线闯入对面车道；忽然他周围又呈现了一位开着机动轮椅车的老妇人，而这时一辆公交车正迎面朝他们疾驶而来。在如此繁忙而狭隘的两车道大街上行进，我笑出了很大的声响。

  译完这段话，我也笑出了很大的声响。这倒不是由于我想到了我国许多当地的交通也不过如此，而是由于这种紊乱局势十分像我重视的古籍植物称号考证范畴的当时状况。用萨斯曼书中的另一句话来说：“不时你就能看到……如此荒唐的东西，仅有能做的事便是大笑。”

  今日，现代植物分类学早已传入我国，古籍植物称号考证的使命因此主要是把古籍中的植物称号对应到植物学名（scientific name）体系中的分类群（taxon）学名之上；在正确考证的基础上，这一作业趁便还能够纠正当时运用的植物中文一般名（common name）体系中的误用名。

  但是，植物中文名是讲汉语的人沟通植物信息时所用的前言，是汉语这种“活”言语的一部分。植物中文一般名体系既要确保必定的稳定性，又要考究约定俗成。假如没有特别充沛的理由，就不应该滥改。惋惜，在植物学界总有些人，既不明白这些道理，又不进行严厉学术考证的才干，却怀抱了极大的热心，处处拿着自己所谓的“考证效果”宣传，鼓动他人修正现已广为承受的植物中文一般名。“槭改枫”便是最典型的比如。

  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学者饭沼欲斋初次以“槭”字作为无患子科（传统上独立为槭科）Acer属植物的总称。二十世纪初，这个对应联系传入我国，一向为学界沿袭，迄今已有百年。“槭”字作为通用标准汉字，早就连同它的读音qì一同收入了包含《现代汉语词典》在内的许多底子中文工具书。不管从稳定性仍是约定俗成的视点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宜容易更改的称号，除非好事者有非比寻常的依据。

  台湾学者李学勇是“槭改枫”的始作俑者。就像科学史研讨在历史上从前仅仅科学家在晚年无所事事的时分偶一为之的消遣相同，古籍植物称号考证也成了一些植物分类学者退休之后自以为能发挥余热的范畴。1985年，李学勇在《中华林学季刊》第十八卷第三期上宣布《枫树与枫香辨正》，竭力建议古籍中的“枫”是槭树，而不是枫香树（学名Liquidambar formosana，属金缕梅科）；因此，植物中文一般名体系中的“槭”也全都得改成“枫”。

  尔后，“槭改枫”成了李学勇余生的一大工作，在两岸都处处宣扬。受他影响，台湾植物学权威刘棠瑞在晚年抛弃了自己用了四十多年的“槭树”之名，改用“枫树”，而大陆学者主编的Flora of China（《我国植物志》英文版）也把《我国植物志》上的“槭属”改成“枫属”，属下各种中的“槭”字改为“枫”字（但“槭树科”却没有改，自乱其例）。这种出人意料的修正，给两岸的学界和植物爱好者圈子都带来了紊乱。

  但是，真实的熟行，只需看过李学勇当年的弘论，就知道他底子不明白古籍植物称号考证的底子准则。不管是言语学仍是文明人类学研讨都标明，虽然在许多时分，一个族群的俗常分类学（或译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往往与现代科学分类的成果有惊人一致性，能够把差异不大的种乃至种下等级分隔，但相同有许多时分，俗常分类学中的植物称号，只能对应植物学名体系中高于“种”的某个分类群，乃至是几个没有亲缘联系的分类群的合称。以英语为例，crabapple是苹果属（Malus）中除苹果外其他种的总称；sedge是整个莎草科（Cyperaceae）植物的总称；hemlock既能够指伞形科中的几种有毒草本植物，又能够指和它们就没有亲缘联系也无毒的铁杉属（Tsuga）乔木。非要把古籍植物称号全都对应到单一的种上，自身便是不谙人类学的穿凿式研讨。

  李学勇矢口不移“枫”字在古代是指色木槭（Acer mono）这个种，正是违反了古籍植物称号考证这个最底子的准则。事实上，依据现有依据，正如清末学者吴其濬所言，“枫”更有很大的或许是多种叶割裂、秋天叶色一般变红的树种的总称，其间既包含槭属植物，又包含枫香树，乃至还或许包含八角枫等其他树种。相似的比如如“松”是松属（Pinus）树种的总称、“杨”是杨属（Populus）和柳属（Salix）乔木的总称、“桐”也很早就成了叶片阔大、木材松软可制琴的树种（如泡桐、梧桐）的总称，等等。

  李学勇以为《尔雅》《山海经》《说文解字》都是华夏人的作品，其间已然记载了“枫”，那它只能是华夏（北方）也有的树种，而不或许是今日只要南边才干露地成长的枫香树。这是没有受过科班练习的考证爱好者最常犯的过错，便是妄设逻辑，掩耳盗铃。实际上，现代汉语语法学研讨的开创者之一黎锦熙早就说过，言语学研讨也要遵从科学归纳法的一般准则——例不十，不立法。后来，汉语研讨大师王力把这句话改为“例不十，法不立”，又加了一句“破例不十，法不破”。这是从事汉言语研讨的人都知道的业界名言。像“华夏人作品中记载的植物都是华夏植物”这种逻辑，李学勇既没有举例证明，又忽视很多破例，就先验地当成大前提来推理，定论只能是乌烟瘴气。

  其实，假如把古籍中有关“枫”的记载都整理一遍，会发现它早就更多地用于指南边树种。《楚辞•招魂》有句“湛湛江（长江）水兮，上有枫”，“江枫”因此成为后世诗篇中的常见意象。《史记•诙谐列传》有“楩枫豫章为题凑”，其间的“楩”和“豫章”都是南边大乔木，由《墨子•公输》中的“荆（楚国）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一句可证；与它们并排的“枫”，天然很或许也是南边贵重材用树。特别是考虑到《魏书•倭人传》也有“其木有柟、杼、豫樟、……枫香”的记载，把枫香和柟、豫樟（章）并排，更令人置疑《史记》中与楩、豫章并排的“枫”有或许便是枫香树。

  李学勇还引用了《西京杂记》，说其间记载上林苑栽有“枫四株”，是移植的华夏植物，所以只能是槭树。其实《西京杂记》这段记载最初说得很清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阐明后边罗列的各种奇花异木来自全国各地。其间更难以想象的是“安石榴”，这是公认的从西域传入的植物。依照李氏逻辑，石榴岂不也成了华夏植物？况且，假如懂环境史，就知道西汉前期气候温暖，所以上林苑能够种枇杷、橘乃至荔枝，其间当然也可彻底种枫香树。

  李学勇又以十九世纪以来近代西方来华植物收集家的收集记载中很少有枫香树为由，企图证明枫香树的天然散布很有限，现在南边的广泛散布都是近两百年引种培养的成果，所以古人其实十分少能遇见枫香树。首要，“西方人没记载就不存在”又是一条没有依据的自设逻辑。其次，依据1949年后的植物资源查询，枫香树的野生散布其实很广，重庆武隆，湖北谷城、竹溪、蕲春，湖南澧县等地都有大树。不仅如此，南边还有好几个当地有一些或许是培养的千年枫香古树（如杭州云栖坞、慈溪五磊寺、福州涌泉寺、庐山和平宫等）。在这些依据面前，李学勇的谬论不攻自破。

  李学勇竭力批评西晋郭璞《尔雅注》，以为他把“枫”等同于“枫香”是过错之源。郭璞确实有些果断，排除了“枫”指其他树种的或许；但李学勇走到另一个极点，彻底否定“枫”能够指“枫香”，才智还不如郭璞。

  李学勇懂一点文献学，在台湾岛内遇不上对手，便来大陆与人在期刊上争辩，也占上风，还得到了河北另一位古籍植物称号考证的晚年爱好者的论文援助。这只能阐明，像这样的交叉学科，在两岸都是绝学，没有高手力挽，便只要竖子成名。好在，现在日下承平日久，博物学有幸在民间鼓起，学界也终会呈现既有爱好又能够真实驾御这种交叉学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