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公共领域,互联网更是如此。
随着微博用户的海量激增,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民意表达的非理性态度和方式,直击我国民意表达的“软肋”。
现代性、公共性意味着每个公民能超出自身利益的狭隘局限,进行公平、正义、理性的表达,从而形成公众意愿。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的获得也与此密切相关。
自从互联网兴起,我国公民民意表达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慢慢的变多的公民,选择用这种便捷的渠道,行使其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人们公认,互联网为民主提供了一个新的生长平台。
然而,随着微博用户的海量激增,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民意表达的非理性态度和方式,直击着我国民意表达的“软肋”。
近些年来,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与博弈,凸显出当前我国在舆情表达上,两个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自律”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主要依托互联网传播的“自为”的民间舆论场。
前者是“自律”的、官方的;而后者是“自为”的、民间的。前者因政府公信力不足而面临日趋边缘的危机;后者却无序、混乱而缺乏足够的理性。
数月前,白岩松、敬一丹在“未名大讲堂”,针对“事件”引燃的国民,反思了当前舆情表达的“罪与罚”:“在纷繁复杂的新媒体时代,任何一场集体性的公共行为,都是对社会理性程度的检验。汩汩跳动的时代脉搏下,理性已是不可或缺的紧急血型。”
人们公认,网络民意表达是一柄双刃剑,慢慢的变多的学者从表达渠道、技术方法、监督力量、机制体制等方面探讨改善的方式。然而,表达的主体是“人”,上海交大民意与舆情调查中心执行主任钟杨,曾在做客公众论坛时说:“将你的民意表达出来,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在这里,钟杨将民意表达与公民意识,直接联系在一起。
技术手段可以监管、提高表达的环境,而表达的内容却取决于“人”一个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他拥有什么样的公民素养。
对于什么是公民素养问题,百度词条的解释很令人失望:“在中国人的思想概念中,作为一名好公民所具备的基本素养,是遵守伦理道德和有关法律和法规。”在这一解释中,公民绝大多数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看不出其有主动表达的理由、其应该具备的表达素养。
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看来,单从民意表达的角度探讨,“公共理性、公平之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对此,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探讨“人”与“传媒”的关系时,明白准确地提出:“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公民,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能够就超出自身利益的普遍利益问题,展开理性的、公开的讨论。”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网络还是其他渠道,“公共领域”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距哈贝马斯的理想状态相差很远,在卢风看来,“公共性,意味着每个公民,能超出自身利益的狭隘局限,进行公平、正义的表达,从而达成公众意愿”。
目前无论国内外,都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公平、民主的程序,表达者本身是否有素养,并不重要,好的程序最终将导向正确方向。对此,卢风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只有表达者具备公平与正义之心,民主程序才会运转良好并产生公平决策,否则,利益各方只为了私利进行表达,即使有好的程序,也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
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此,一些学者表示,目前在民意表达过程中,相当数量的表达是出于私利的诉求,或出于宣泄、娱乐的心态,超越个人利益、思考普遍利益的能力会比较低,导致公共原则的丧失,民意表达的质量也大打折扣。
针对“事件”的民意表达,白岩松、敬一丹评价说:那些敢于在群情激昂中发出理性声音的公民,代表了社会中率先成熟的一部分理性力量,勾勒出公民社会成长的缩影一个充分理性的社会才是我们向往的社会。
谈到公民素养,谈到人的理性时,很多学者会同时探讨一个更深层的话题人的现代性。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公共领域,互联网更是如此,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民意表达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现代性的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斯颐在《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一文中,对人的现代性作出这样的评述:人的现代化水平,目前没有统一的指标,研究者使用多种划分标准,如主体意识、效益意识、平等意识、科学意识等十多种之多,但从根本上说,人的现代性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相适应程度。
在卢风看来,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和工业的现代化程度与人的现代化程度,并不完全匹配。“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信息现代化,但人的现代化没有跟上去。”
这种“人”的发展滞后,与我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在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强调“差等之爱”和“子民”观念。同时,我国世俗文化则尊重潜规则甚于尊重法律。这种文化从某种角度,鼓励并支持了那些不尊重他人权利、没有基本公平观念、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也导致了目前我国分配不公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使普通公民难以树立起公平、正义、理性的基本观念。
“在现代性每个方面的核心中,有一个根本的东西: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其他各个因素,都是为它服务的,因它而获得价值。”面对现代性这一复杂的话题,南开大学教授李新宇这样总结。
而目前我国一些官方舆论在谈到公民素养时,依然没有消除根深蒂固的子民观念,而那些被当做“子民”来“教化”的公众,他们的“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从哪里来?“公平与正义之心”从哪里来?理性的民意表达,又从哪里来?
对此,卢风“简单”地概括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