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充满了挑战与不确定性。这一时期，广东省尤其需要能够引领变革的领导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南生被任命为广东省委调查研究室主任。

　　吴南生上任后，立即着手深入了解广东省的真实的情况。他亲自带队，深入到广东的城乡结合部、工业基地和农村地区，与工人、农民以及地方干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些调研活动通常从早上持续到深夜，不分周末与工作日。

　　在调研过程中，吴南生关切工业产能的利用情况和农村地区的生产问题。他详细记录了许多工厂设备老化、产能低下的情况，并且观察到许多农村地区仍采用传统耕作方式，效率低下。吴南生认为，要想提升经济效益，一定要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进。

　　除了内部报告，吴南生还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广东经济》和《改革开放论坛》等省内外的重要刊物上。这些文章深入分析了广东面临的经济困境，并勇敢地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建议。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吴南生被提拔为广东省委书记。1979年初，吴南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汕头。这座曾经因繁荣的海运和商业而闻名的城市，此时却显得格外萧条。街道上商铺关门，码头冷冷清清，原本热闹的港口空无一船，破败的建筑到处可见。吴南生走过街头，亲眼目睹了那些破旧的厂房、荒废的土地，还有因失业而无所事事的人群。

　　几天后，他邀请了几位熟悉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的海外友人来到汕头，听取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建议。在与这些友人的多次交流中，有人提到：“你敢不敢试着办一个像台湾出口加工区一样的地方？或者搞一个类似自由港的特区？如果敢做，效果可能会很快。”他们还举例说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强调其中的重点是开放和引进外资。吴南生听得很认真，并不时询问细节，比如政策的设置、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如何吸引外资等。他对这些建议印象非常深刻，逐渐形成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初步构想。

　　回到省委后，他没有立刻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继续查阅资料，分析可行性。他研究了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发展的模式，还了解了台湾出口加工区的运行机制，反复比较这些模式与广东真实的情况的异同。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忙到深夜，与同事们一起讨论政策框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常常把几页厚厚的文件摊在办公桌上，逐字逐句地修改，务求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

　　到了1979年春节，大多数人已经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但吴南生依然忙碌。他回到汕头探亲时，也没有放下工作。在正月初六的晚上，他突然感到浑身发热，原来是感冒发烧了。但即便如此，他仍坐在桌前，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写下了一封1300多字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写给主政广东的、及省委的，内容详尽地阐述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构想和意义，提出广东应该以汕头为试点，实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这封电报用词严谨，句句直击要害，还附带了一些初步的实施建议。

　　电报发出后，吴南生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进一步争取支持。3月3日的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在场的常委们面面相觑，既被他的决心所打动，又对这项前所未有的改革计划感到不安。吴南生并没有被这些疑虑所影响，他耐心解释了特区的运作方式、对地方经济的潜在推动作用以及中央可能的支持力度。他甚至主动提出亲自负责试点工作，承担全部责任。

　　1980年，随着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正式出台，中国经济特区的序幕拉开。当条例宣布实施后，各种声音接踵而至。有的人觉得这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资本主义残余”，甚至担心特区会成为投机取巧和走私活动的温床。

　　吴南生并未因为这一些争议而停止步伐。这种探索必然伴随着风险和压力。他决定用行动去回应质疑，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他提出的策略是“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将主要精力放在落实和推进特区建设上。

　　在推动特区工作的过程中，吴南生和他的团队将精力集中在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及简化审批流程等方面。特区内的土地利用政策被调整得灵活性更好，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为了让项目尽快落地，特区的建设工作日夜进行，许多工程几乎是边规划边施工，争分夺秒地抢进度。

　　尽管特区的政策设计和早期运作初见成效，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任旧存在。有些人对开放政策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还有人质疑这样的做法是否会加剧社会分化，甚至是否会带来安全风险。各种风言风语不断发酵，甚至传出“特区成了资本主义租界”之类的说法。

　　为了稳定局面，吴南生坚持特区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他在各项事务中亲力亲为，深入研究每一个环节，确保政策实施的科学性。他推动制定了清晰的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特区的运行规范，既保证了外资企业的自由度，也维护了国家利益。

　　吴南生的坚持逐渐让特区的成果显现。慢慢的变多的外资企业进入特区，投资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逐步增长，区域经济开始显现活力。

　　1982年夏天的广东，湿热难耐，而经济特区的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此时，作为经济特区的重要推动者，吴南生的任务并未减轻。在广东经济特区成立两年后，他需要向中央提交一份详细的总结报告，汇报特区的成效以及面临的问题。在繁忙的工作中，吴南生的身体健康情况开始亮起了红灯。

　　为了撰写报告，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无论是经济数据的整理，还是特区内实际运营的具体案例分析，他都要求详尽准确。他将特区内外资企业的引进数量、经济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数据逐一对比分析，并结合真实的情况指出了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才短缺等。

　　就在撰写报告的关键阶段，吴南生因长期过度劳累倒下了，被确诊为急性心包炎。医生建议他立刻停止工作进行住院治疗，但他却在病床上继续完成报告的修改。他在窗台上支起一张小桌，用几乎微弱的力气坚持写下每一段内容。他的同事回忆，房间里的电风扇摇摇晃晃，汗水从他额头上滑落，纸张都被浸湿了几次。即便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仍不断核对细节，反复修改，直到报告完成。

　　报告中，吴南生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和案例说明了经济特区的初步成效。特区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生产总值明显提升，当地的就业机会也大幅度的增加。他指出，虽然仍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解决，但开放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份报告清晰有力，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认可。

　　1984年，南巡，为特区政策带来了新的转折点。在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时，他对特区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明确说特区政策的实施是完全正确的。提到，建立特区是为了“放”而不是“收”，通过这一种方式打开国门，促进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南巡讲话之后，经济特区的建设进一步提速。吴南生等人终于看到了努力的回报。

　　吴南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虽然已不再担任实质性职务，但他并未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公益和教育领域。他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为社会再贡献一份力量。

　　他参与的“希望工程”是那个时代的重要公益项目，主要目标是为贫穷的地方的孩子提供上学的机会。他组织和参加了多次筹款活动，其中顶级规模的一次是1995年发起的“95希望工程广东筹款拍卖会”。这次活动不仅吸引了许多企业家、艺术家参与，他自己也带头捐赠珍贵的个人藏品，为活动开了一个好头。

　　这场拍卖会结束后，他继续深入到各个基层，当地考验查证学校的建设情况。每次下乡，他都会详细询问工程进展，与当地的教师和学生交流，明白他们的实际的需求。一些学校的校舍年久失修，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尽快拨款修缮；有些学校缺少图书和教学设备，他就通过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学校补齐这些资源。

　　1996年，他再次发起了一场个人藏品专场拍卖活动，将拍卖所得资金全部捐赠给教育事业。这笔资金被用来新建了一所小学，并扩建了一所中学。这些学校的建设为当地学生提供了更宽敞明亮的教室、更齐全的教学设备，也为更多贫困孩子带来了学习的希望。

　　除了希望工程，他还热情参加其他教育公益活动。吴南生经常出席各种奖学金颁发仪式，为表现优秀的学生颁奖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成为社会有用之才。他还多次建议政府和企业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帮助更多学生掌握实用技能，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储备人才。在他的推动下，广东省内许多职业学校和技术学院得到了改善，毕业生就业率明显提高。2018年4月10日，吴南生在广州去世，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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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学在读博士 自由撰稿人 从事国际新闻媒体工作多年 喜欢球类与音乐 深度剖析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