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婆娑有致，婀娜多姿，节坚心虚，值霜雪而不凋，历四时而常茂。它能跻身“岁寒三友”和“花中四正人”之列，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看中了它所代表的精力风貌。

　　竹子，本是最常见、最一般的植物之一，在群众眼里仅仅寻常之物。但是，在历代文人墨客心目中，竹子一点也不寻常，它不只超凡脱俗，还集种种美德于一身，其精力之尊贵、文明内在之丰厚，足可抗衡任何植物。

　　竹子挺立细长、婀娜多姿，使他们联想到正人洒脱的风姿；竹子坚固有节，使他们联想到人的时令和操行；竹子凌霜傲雪，使他们联想到正人坚强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精力；竹心空无，使他们联想到正人谦善的美德和广大的胸襟；竹子清洁素雅，使他们联想到正人清凉的质量……正因为竹子有这些异乎寻常的特质，才遭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欢和推重，他们将松、竹、梅混为一谈，称为“岁寒三友”；将梅、兰、竹、菊相提并论，称为“花中四正人”。而一同被列入“三友”和“四正人”的植物，唯有竹和梅，可见竹子在历代文人墨客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将竹子拟人化及将竹子比方成正人，在先秦时期的著作已呈现。如《礼记·祀器》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全国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竹子四季常青，松柏不畏酷寒，都是尊贵道德的标志。《礼记·祀器》把竹子和松柏拟人化，并说它们“居全国之大端”，奠定了“岁寒三友”的文明根底。而《诗经·卫风·淇奥》则直接将竹子比方成正人，该诗开篇就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正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听说这首诗是赞许卫武公的，说卫武公质量高，学识多，有才调。诗中之“正人”，即指卫武公。而该诗以绿竹起兴，乃以竹喻人。陈奂《毛诗传疏》曰：“诗以绿竹之美盛，喻武公之质美德盛。”别的，《诗经》中也呈现了将竹和松并排的语句，用“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比方家门兴隆。可见松竹“为友”之说，古已有之。

　　哲学家庄子也在有意无意之中抬高了竹子的文明位置。《庄子·秋水》曰：“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鹓雏”是与凤凰、鸾鸟同类的鸟，“练实”即竹子的果实，“鹓雏”是最尊贵的鸟类，它“非练实不食”，标明“练实”也相同尊贵。竹子从此变成蕴含着凤凰意象的高尚之物，天然又比其他植物的文明意蕴又深了一层。故后世文人常以竹子引凤来食比方高尚正人。如张九龄有诗曰：“凤凰一来朝，竹花斯可食。”李伯鱼有诗曰：“凤栖桐无愧，凤食竹何惭。”

　　竹子正式与文人墨客结缘则始于魏晋时期。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相与友善，常一同游于竹林之下，尽情雅集，任意畅饮，遂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爱鹅成癖，而他的儿子王徽之也是大书法家，王徽之的至爱便是竹子，他爱竹子也到了痴迷的程度。据《和平御览》记载：“（王徽之）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矣？’啸咏好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王徽之真可谓是竹子的知音。

　　咏竹诗则始于南北朝，诗人多咏竹子的高风亮节。如南朝文人沈约的《咏竹》诗曰：“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至唐代，咏竹之风更盛。有人计算过，在《全唐诗》中，与竹有关的诗篇不下1000多首。诗人用竹林、竹风、竹影等来表达隐居竹林的悠然与无争；用竹节清楚和中空来体现高尚、谦虚等夸姣质量；用竹子抗寒凌霜来表达不折不挠、不畏权贵的精力。诗人白居易还写了一篇《养竹记》，对竹子的文明内在进行归纳，文中说：“竹性直，直以立身；正人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虚，空以体道；正人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正人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共同者。夫如是，故正人多树为庭实焉。”

　　此外，在唐代诗篇中，竹子常常与梅、兰、松、菊等一同呈现，“岁寒三友”“花中四君”的组合逐步构成。如陈子昂有“松竹生虚白，阶庭横古今”之句，王绩有“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之句等。至宋代，这两种组合已固定下来，成为我国文人团体精力的标志。

　　一同，在宋代不只呈现了很多咏竹诗，还涌现出很多绘画著作，并且名家辈出，精彩纷呈。文人画竹始于唐代，王维、萧协律、僧梦休等均为画竹名家。五代黄筌、南唐李后主等也是高手。但王维的真迹在宋代已罕有留存，萧协律的著作大都保存状况不佳，完好的著作难得一见。黄筌虽为花鸟画我们，但画竹神而不似，为后人所诟病。故真实的画竹我们，非宋人莫属。

　　在宋代诸多画竹名家中，成果最高的是苏东坡的表哥文同。文同，字与可，后人常称他为“文湖州”。听说文同画竹有一手绝技，便是可握两枝毛笔，一同画出两枝墨色深浅不同的竹子，且活灵活现。后人公认他是画竹的一代宗师，元代画家李衎说：“墨竹亦起于唐，而源流未审。旧说五代李氏描窗影，众始效之，黄太史疑出于吴道子。迨至宋朝，作者浸盛。文湖州最终出，不异杲日升空，爝火俱息。黄钟一振，瓦釜失声。豪雄俊伟如苏公，犹终身北面。”文中的“苏公”，便是苏东坡。据苏东坡自述，文同教他画竹，诀窍便是“胸中有数”。

　　苏东坡说：“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垂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大文豪苏东坡姑且如此崇拜文同，可见文同的竹画在其时的影响之大。当然，宋代文人画竹，并非仅仅寻求形似或神似，而是以竹子为载体，表达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精力。正如苏东坡在《于潜僧绿竹轩》中所说的：“可使食无肉，不行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行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宋代今后的历代画竹者，也无不以此为主旨进行创造，如元代大画家倪赞在《疏竹图》的题跋上写道：“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直哉。或涂改久之，别人视认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这段话，可以说表达了一切文人画家的心声。

　　至于元明清时期的画竹我们，有李衎、柯九思、宋克、杨维翰、石涛、郑板桥等人，其间郑板桥的名望最大。郑板桥的竹画和竹诗，都有深入的涵义。